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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出生一百二十年之後,“毛誕節”這個命名被發明瞭出來。
編出Mao-mas這個詞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也許只是想開個玩笑,博個眼球。但作者無意,讀者有心,自12月上旬該詞問世,短短二十天,中國人幾乎沒怎么猶豫就接受了,擁抱者遠比反對者爲多。可以預言,從今以後,“毛誕節”肯定就這么叫下去了。
以“毛誕節”三個漢字命名這個日子,暗合了多層意思。第一是在人物上,暗合了毛與西方聖人的對應;第二是在時間上,暗合了兩個誕辰日連在一起的碰巧;第三是在地點上,暗合了中國自己的“聖人誕生紀念日”的需求;第四是在節慶上,暗合了該紀念日正處在聖誕與新年節日假期之間的恰好。
人物時間地點情境都齊備,如此多的暗合與恰好,按説不應等到今年才流行,也不該等到洋人搶先發明。之所以早就有人想到卻又不便提出來,也早就有此需求但卻沒形成呼籲,歸根結底還是卡在了上面説的第一條:中國的偉人毛澤東與西方的神聖耶穌,兩者之間如何對應?能否相提並論?
若要證明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理由極多。否毛的一派可以列舉出從毛的個人私生活到歷次政治運動大量的負面事例,以證明毛更像是斯大林或希特勒,與其説是神聖,不如説是惡魔。
但多年以來,這一派儘管握着大把的論據,其論點卻沒能成爲主流。他們自己也大惑不解:這些“壞事”若放在一般人身上,只需其中百分之一就足以定罪了,爲什么放在毛澤東身上,就壓不倒他呢?
恰如某位論者所説,這與考察者本人的“視距”有關。很多歷史人物都具有這個特點:考察視距越近,你眼中的他就越顯得渺小,一旦你把距離拉開,放到大歷史和大問題當中看,他就顯出偉大來了。
這個特點在毛澤東身上尤其明顯,所以對毛的評價才在當代中國人中間發生了嚴重對立。大體上,否毛的一派多是從道德人品方面近距離看,贊毛的一派多是從歷史和民族方面遠距離看,各自眼中的毛澤東,不是一個人。
伴隨“毛誕節”的出現,與耶穌基督並列的毛,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從耶穌算起兩千年,從摩西算起三千年,從亞伯拉罕算起四千年,在這個跨越數千年的宏大叙事中,竟能發現毛澤東的位置嗎?
這個問題還是取決于考察者的視角和視距,若從好壞善惡方面近距離看,肯定是茫然無所見;若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各民族發展史上看,不得不承認,毛的一生與數千年世界政治史的確有着密切的關聯。
値此“毛誕節”紀念日,不妨沿着這個方向做一番探究。
氏族與國家
首先從一神敎的流傳説起。讀《摩西五書》,抛開信仰的部分客觀地看,它就是一部氏族家史。根據聖經故事,諾亞一家人是大洪水後僅存的人類,“創世紀”中詳盡記録了諾亞的所有後代,到了第十一代,亞伯拉罕出現了。
第12章可見歷史的濫觴,“耶和華對亞伯蘭説,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爲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爲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這是貫穿數千年人類歷史的“聖經叙事”的起源。
後來的故事衆所周知,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成了以色列人的始祖,亞伯拉罕本人被猶太敎、基督敎和伊斯蘭敎這三大一神敎共同尊奉爲先知、“崇高之父”和“第一族長”。三大一神敎也統稱“亞伯拉罕敎”,今日世上數十億的敎徒堅信,自己就是這位始祖的後代子孫。
一個氏族,並不因爲功績(如炎黃二帝),或德行(如堯舜禹),或智慧(如周公孔孟)而成爲王者,僅僅因爲信仰,因信稱義,而被大神賜福,獲得“必叫你成爲大國”的許諾。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中國從一開始就成爲了大國,並不是基于對大神的信仰,而是基于同一地域上的王者與人民對共同文化和共同命運上下一致的認同。中國歷史上延續數千年的夏夷之辨、華夷之防,只認文化不分階層,正是這種認同的典型體現。
而一神敎則完全不同,一個大神和一個代表大神的氏族,通過基于信仰的人身依附將人民統一在一起。
世界歷史上氏族與國家的對立,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他的名著《古代社會》一書有深刻的描述:“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爲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係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後,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産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範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産,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産生。…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進入文明以後,竭心盡智才創建了鄉和市區;由此而創立了第二個偉大的政治方式,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西方,以氏族爲一方,以國家爲一方,形成了兩種“政治方式”相互纏斗的歷史主線,猶如龍虎相爭,時而國家戰勝了氏族,時而氏族戰勝了國家。從初期的“上帝之事上帝管,凱撒之事凱撒管”,最終發展成近代以來的政敎分離——亞伯拉罕氏族以敎會的形式實現了“必成大國”,同時世俗國家與全球敎會共存,政權與神權並立。
若將“亞伯拉罕敎”的四千年歷史視爲氏族與國家兩種“政治方式”反復博弈的歷史,再看毛澤東做了什么,就有新認識了。
毛澤東一生實踐了兩種“政治方式”
毛澤東曾有過一個自我評價,説他這一生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倒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世人都能理解,尤其對於中國人來説,新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是新生的民族國家,在中國歷史上是再生的秦漢帝國,毛澤東身兼現代領袖和古代帝王于一身,兩方面看都有合理性。
但第二件是個什么事呢?發動人民群衆,暴力摧毀國家機器,將自己樹立爲現世大神,通過一套宗敎化的意識形態統一人民,通過一個以家族爲核心的小團體實施統治…所有這些,都不再具有中國“國家政治”上的合理性,反而帶有反國家的性質。
否毛的人士,傾向于將文革時期的毛比作中國古代帝王,從帝制體系、宮廷政治、封建文化等視角來解釋他的所作所爲。但這個解釋框架顯然不完整,至少在三個方面難以自圓其説:第一、毛澤東極爲簡樸的個人生活;第二、毛澤東的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第三、毛澤東的群衆路線。在其中任何一個方面,中國歷史的帝王都無法與毛相比,更不用説同時在這三個方面了。
然而,一神敎的氏族政治,卻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方面:大神和先知都是簡樸和勤苦的,其宗敎精神是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其政治實踐也是群衆路線。不僅如此,在個人崇拜、人身依附、精神激勵、打擊異己等等,甚至在血腥殘暴方面,也都同一神敎氏族政治如出一轍。這就意味着,解釋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西方一神敎氏族政治,反倒是一個比中國古代帝王政治更合適的理解框架。
如此看來,暫且不管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眞實的動機是什么,最隱秘的意圖是什么,也暫且不管十年文革導致了什么結果,造成了什么影響,客觀上,毛澤東是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在中國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類似于西方一神敎的氏族政治實踐,讓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一次氏族政治方式全面取代國家政治方式的特殊歷史時期。
於是,毛澤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也可以歸納爲:先是實踐了國家政治,建立了新中國,而後又推倒重來,發動文革,實踐了一次氏族政治。
一個人在一生中先後實踐了人類社會兩種政治方式,僅從這一個方面講,相當於是凱撒+耶穌了。這樣説的話,中國的毛誕節與西方的聖誕節相提並論,也順理成章。
本文如此這般地解讀毛澤東,算是一個嘗試。擱置道德判斷和價値判斷,只專注于事實判斷,不論是非,也不提功過,只考察他的政治方式,在此前提下,不難得出這樣的解讀。這個結論並不用于否毛或者贊毛,只是説:毛的一生,是可以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含義,僅此而已。値此“毛誕節”之日,抛出以上一己之見,以爲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