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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截至8月3日晩，已經收集到逾109萬個簽名。這被解讀爲“沉默的大多數”在關鍵時刻發出了聲音。
單從戰術上講，“反佔中”簽名當然就是一次反“佔中公投”，就是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旣然是站在同一個舞臺，唱同一齣戲，用同一個唱法，技術層面的指責也就相互免除了。這次簽名行動，相當於是建制派向泛民派的一個宣吿：街頭政治這個舞臺不可能任由你獨佔，挾持民意這出戲當然也不是只有你才會唱，眞要是同台唱戲，我的戲唱得比你還好。
爲什么建制派這次積極反擊能夠一舉成功？旣然“讓民衆發聲”這出戲建制派也能唱會唱，爲什么早不唱？非要等到被激進反對派先聲奪人之後不得不唱？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還要從當前香港建制派的根本性質説起。
香港建制派就是當前的保守派或稱秩序派
建制派因爲其歷史起源和一貫的親中立場而被歸爲“左派”，政治光譜紅色。這在幾十年前是沒有問題的，但從回歸到現在，性質已經完全變了。
正像其英文名字Pro-Establishment
Camp所體現的，當今的建制派維護制度、尊重威權、恪守法律、吿別革命，已經是地道的“秩序主義”派別了。因爲今天的中央政府已成爲威權、制度和秩序的代表，所以親中Pro-Beijing與親建制Pro-Establishment兩者也就合流了。
由於各派都以中央政府爲坐標，所以“吿別革命”的建制派留出來的“左派”立場和紅色光譜位置恰恰就由堅持其對立立場的激進反對派塡補了。後者志在顛覆秩序、挑戰威權、抵制北京，於是演變成了行爲激進的“運動主義”派別，正好與建制派的“秩序主義”形成了新的對立，成了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
歸根結底，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就是兩大意識形態，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兩百多年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兩大政治分野，前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各式各樣的保皇派、保守派、建制派，後者就是各式各樣的倒皇派、革命派、民主派。雙方各執一端，都是出于各自的信仰。
保守的秩序主義者不屬於街頭和廣場，並不意味着他們都缺乏勇氣，甘做順民。而激進的運動主義者訴諸民衆運動，也不一定都是英雄豪杰，恰恰相反，由於行事偏激、不循常理，其政治反對派的面目與社會反對派的本質常常令人分辯不清。
政治上的大智大勇與社會流氓的小打小鬧從來就不是一回事。瞭解西方政治史的人都知道，英國的托利黨就是秩序主義的鼻祖，但英國的軍事天才和國家英雄也都出自這個群體，近代以來的歷次對外戰爭，無一不是在托利黨領導下打勝的。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了拿破侖的威靈頓公爵，一生參與了60場戰役，而作爲政治人物的他，就是英國當時最大的保守主義者，歷任首相、上院議長和托利黨領袖。
雖然今日香港難比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建制派也遠非托利黨，但在保守主義這個政治哲學基本面上，仍有一脈相承的一致性。也就是説，建制派就是今日香港秩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
至於爲什么身爲英國保守主義大將的末代總督彭定康不僅不支持香港建制派的立場，反倒站到了泛民派的背後？這又是另外的問題了，讀者可以自己分析。
香港激進反對派的失敗是注定的
明辨了建制派的基本性質，就容易看清當前香港政治鬥爭的形勢了。
根據一般的歷史經驗：當激進派訴諸民衆時，保守派總是處于守勢，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其中道理很簡單，由於普通民衆天然具有反威權、反秩序的傾向，又極容易受到民粹政客的煽動，所以一向都是激進派的同盟軍，不大會出現積極擁護保守政治方案的情况。即使保守派的方案實際上更加符合國家和民衆的利益，但往往因爲短期的陣痛和表面上的犧牲，遭到民衆的反對，並難免被激進派抓住把柄，惡意利用。
然而，儘管各方面形勢都對香港激進派十分有利——因爲“一國兩制”的承諾使北京政府的威權不能落地，因爲23條立法未果連叛國活動都不能入罪，因爲普選年限臨近令搞事有了大好時機，因爲美國的“重返亞太”讓香港重獲地緣戰略價値，等等——但他們還是沒能得逞，而且正在面臨大大的失敗。
這是爲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如前所述，他們並不是眞的出于某個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多人的反中情結另有其他方面原因，他們只是鑽了香港當前的政治和法律空子，順勢裝扮成了政治反對派。這些人本質上是民間社會産物，天然的社會反對派，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會因威權缺失應運而生，在香港就更不可能沒有。這就意味着，他們的民衆支持率其實並無多少堅實的政治基礎，一旦遇到硬碰硬的政治議題，他們的民意基礎就會崩潰。
第二、確切説，他們也並不是香港本地政治環境的一部分，因爲他們中很多人都直接或間接接受外國勢力的資助和指導。“禍港四人幫”與美英情報機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早已成了公開的秘密。僅此一點，就足以將他們那些冠冕堂皇言辭的虛假本質暴露無遺，令他們那些慷慨激昂行動的險惡動機大白天下，其他也就不用再説了。
第三、天然存在的社會反對派，難免出現的外國代理人，在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社會里，原本都是不可能沒有的社會群體。旣然23條立法一直空白，這些人就算是公開將香港當成了顛覆基地，公開充當美國制華戰略的先鋒戰士，也沒有什么大不了，法律暫時還管不了。但是這些人錯就錯在太忘乎所以，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當他們想要塡補權力眞空，想要挾持民意，想要癱瘓社會，甚至想要藉助美英勢力與中央分庭抗禮時，他們實際上已經力量透支了。港人難免會質疑：北京被阻擋，特首被架空，法律留空白，偌大之香港就落到你們幾個手里了嗎？
最後，他們還很幼稚地誤解了建制派堅守法律和秩序這個保守立場的高姿態。當建制派反對其動輒發動街頭運動、挾民意以令威權的做法時，就會被斥爲奴顔婢膝、沒有骨氣，遭到人格攻擊。反過來，爲了鞏固其對立的立場，他們更要過度地表現其不怕鬧事、敢於對抗、決不妥協的“勇氣”。但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姿態越是激進，他們也就離政治人物越遠，離社會流氓越近，當黑金內幕被揭露之後，他們甚至就完全淪爲拿錢辦事的打手了。
香港的激進反對派就是這樣自取失敗的，其情形很像是一個人站在高凳子上打拳，拉開了嚇人的架勢，卻沒發現凳子本身腿腳不齊、搖搖欲墜。
這一次建制派發起“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就猶如是一腳踹到了搖搖晃晃的凳子腿上，不用費多少力氣，激進反對派就垮台了。
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回合，激進反對派不會就此罷休，讓他們繼續裝扮成政治反對派的舞臺還在，可以供他們繼續挾持的社會民意基礎還在，在背後繼續支持他們的外國勢力也還在，新的政治鬥爭篇章還將在香港上空展開。
但事物自有內在規律，人們早晩也會認清這些規律。若問“反佔中”簽名行動爲什么能成功？眞正原因，倒是可以在激進反對派爲什么失敗這個問題中輕易找到。
文 揚 2014年8月5日 | 
